记者
实习生刘如玥编辑
林子人1
“在变得博学多才的过程中，他仍然是一种没有体毛的猿类。”
面对以“智人”自诩的人类，《裸猿》作者德斯蒙德·莫利斯从比较动物学和生物人类学的视角不留情面地反驳：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裸猿”，在花精力获得和研究高尚的文明行为时，也“并未丢掉自己土气而悠久的旧动机”——那些沿袭于远古祖先、与动物并无二致的生物本能。
自年出版后，《裸猿》迅速风靡全球。因为将人类完全当做动物来审视，这部视角独特、论述大胆的作品也成为了最具争议的畅销书之一。莫利斯之后还写作了《人类动物园》和《亲密行为》，作为《裸猿》的续篇，这两部作品从更微观的层面分别剖析了在都市社会与人际关系中人类“动物性”的一面。
人类从未放弃对自己的探索。不仅是生物学或动物学，各个学科都在以自己特有的视角构筑着“人类”及其行为，这似乎让成书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裸猿》稍显过时。但正如莫里斯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裸猿）想要挣脱整个演化史中积累在身的生物遗传，那是没有希望迅速办到的。如果他正视这个事实，他就不会那么忧虑……”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知识，也积压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通过正视“动物的”那个自己来重新定位历时旅程与共时平面中的“人”，也许更有助于看清今后的道路。
日前，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博士，科普作家、B站知识类up主唐骋博士出席“裸猿三部曲”新书发布会，为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这套经典，在探究应如何看待人类的行为及其背后的生物本能时，也引发我们有关人类地位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编辑刘宇婷、嘉宾何鑫、唐骋在“裸猿三部曲”新书发布会现场。图片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热度与争议并存的经典
《裸猿》是一部热度与争议并存的作品：一边是全球畅销并引发大量跟风模仿之作，一边是来自学界与宗教界的多方“围剿”。
“我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所有观点都认同，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会造成那么大的冲击。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用研究动物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的，并且把人类的一些行为复回到动物，认为这是一种动物性的延伸。”唐骋在与现场读者分享他阅读《裸猿》的感受时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学校里的生物学老师虽然会讲到“人是一种动物”，可在这之后还会跟上一个转折与附加条件——“但人是一种高级动物”。在已经普遍接纳演化论观点的当下，“人类”的优越与独特性仍被视为理所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上世纪60年代，莫利斯将人和动物放在一起讨论，不得不说是一个创举。
何鑫指出，年代的西方社会正处于各种思潮争相涌现的状态：“我们的课本里面不会有神创论的说法，都是讲生物演化。但是放到西方，从这个书出版的时代乃至到今天，西方其实一直持续着很重的宗教影响。”以现在的学科体系去看“上帝创造万物”的说法，会觉得毫无根据；但西方的宗教体系有一套自己的自洽理论。因而对于《裸猿》采用的视角与论述，科学家和社会民众一方面部分地接受，另一方面又仍然对宗教、对神创论有很强烈的认同。莫利斯的观点便正好在这样思想的碰撞中收获了各种正面与负面的反馈。
“哪怕是现在比较支持演化的这些人，因为书毕竟是50多年前的作品，里面有一些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比较偏颇或者比较激进。”唐骋说。这也与该书的写法有关。作为一本科普读物，《裸猿》设想的受众并非专业学者，而是普通大众。莫利斯没有严格遵循动物行为研究的方法，比如确定目标物种的行为谱、定义行为、观察时间分配、建立等级关系等等；而是调用一些亲历的或大家熟悉的现象，通过经验性的推论抛出观点。何鑫表示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科普写作手法，莫利斯本身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用这种写法既使科普免于学术的枯燥、让文本能够更好地传播，也大胆挑战了传统观点。
正如《黑猩猩的政治》一书的作者弗朗斯·德瓦尔（FransdeWaal）评价的那样：
“《裸猿》问世时，诸如此类的提议是不允许的：基因影响人类行为，性行为塑造了社会而不是相反。人类被视为人类自己的作品。文化使人之所以成为人——这是昔日的表述，遗传学被排除在论辩的范围之外。打破这一禁忌对莫利斯之类的生物学家来说显然是重要的一步，无疑，这就是《裸猿》最伟大的贡献。它在一个理念上戳了一个大洞：人之初犹如一块白板。作者的文风拔掉了一个非常敏感话题的刺芒。它的成功一劳永逸地证明，人们已经准备好用演化论的观点来思考自己的生活了。”
人类至今没有逃离动物的本能
为了说明人类的“动物性”，莫利斯从动物学家的立场出发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形态；而串联起这些的线索，便是基因及其演化。这一主线贯穿了“裸猿三部曲”。
图片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顺着“演化”的思路，人类至今没有逃离动物的本能，也并不比其他动物高明。莫利斯断言，现代人的基本性行为都可追溯到人类祖先身上，在基因中找到解释。以现在的科学观点看，唐骋认为莫利斯把握住了一个大方向：“人类很多行为确实可以从动物那边找到一些根源”，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生物，其共时层面的特征“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塑造的”。
何鑫分享了书中的一个观点：人类所属的灵长类大多是植食动物，后来生存环境由森林迁往了草原，才出现了“杂食”习惯。在此基础上，人类以及跟人类族系非常接近的黑猩猩就逐渐产生了主动的捕猎行为，一路从“树栖猿”变成了草原上的“狩猎猿”。“进入草原以后又有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一种就是像狒狒，他们会演化出更接近于食肉动物的强悍性格；另一种就是人类，在身体上没有大量的变化，但是却触发了社会行为的改变，比如以集体的方式去跟食肉动物抗衡。”
这种主动的“狩猎”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仍保留在现代人的基因中，按莫利斯的话说，就是“高度活跃和探索的生活”。只不过其具体表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发生了改变，比如现在人们对数据、信息的搜寻，就是一种探索的需要。“我们的狩猎猿祖先承担着艰难的角色，我们特殊的天性即由此而来……在如今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更多过久地躺倒休息了，但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卸下身上的担子。相反，我们不得不去寻求刺激。”在莫里斯眼中，寻求刺激是人类基因所携的本能。
在《亲密行为》一书中，莫利斯还阐述了更多有关人际交往的“远古延续”：人的动物性决定了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上限。何鑫指出，“大家现在的交际方式肯定跟原来有很大不同，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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